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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之治简介

   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的出现的清明政治,经济复苏,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。
   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,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,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。唐太宗任人廉能,知人善用;广开言路,尊重生命,自我克制,虚心纳谏;并采取了以农为本,厉行节约,休养生息,文教复兴,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,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;并大力平定外患,尊重边族风俗,稳固边疆,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。因其时年号为“贞观”(627年—649年),故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    贞观之治简介
   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,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。
    “贞观”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,出自《易·系辞下》:“天地之道,贞观者也。”意即以正道示人。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,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
    唐初,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,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、民生凋敝的局面。北周“留给”隋朝690万户(根据学者岑仲勉、杨志久等人的考证),而且没有大的战乱,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,人口锐减,隋朝“留给”唐朝200余万户(按《通典》记载杜正伦奏,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,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。),以及内外众多强敌、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。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,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。
    唐太宗即位后,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,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,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,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,来警诫自己及下属。吸取隋亡教训,纠正前朝之弊端,调整统治政策,在国内厉行节约、使百姓休养生息,以缓和阶级矛盾,稳定社会秩序,恢复经济。[3]
    唐太宗留心吏治,选贤任能,从谏如流。他唯才是举,不计出身,不问恩怨。在文臣武将之中,魏徵当过道士,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,曾议请谋杀太宗;尉迟恭做过铁匠,又是降将,但都受到重用。太宗鼓励臣下直谏,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,直陈其过,太宗多克己接纳,或择善而从。魏徵死后,太宗伤心地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魏征逝,朕亡一镜矣。”
    成就
    奠定国基
    贞观年间,太宗的各项善政,使官吏廉能,社会安定,人民丰衣足食,解决温饱,经济发展迅速,造成中兴局面,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。
    确立制度
    贞观年间,经太宗的苦心经营,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,如三省六部制、府兵制、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、常平仓制等,堪称完备,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    政风沿袭
    太宗施政有方,选贤问廉能,克己纳谏,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。历代有为的治国者,皆追慕「贞观政风」而力图仿效。
    用人唯才
    太宗用人唯才,不问出身,且重修《氏族志》,以功臣代世胄,科举代门第,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,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,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,清除旧社会的观念,缓和了社会矛盾。[48]
    以民为本的思想,广开言路,虚怀纳谏的胸襟;重用人才,唯才是任的准则;铁面无私,依法办事的气度;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,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。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,无论在政治、经济,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。
    不足
   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,贞观之治的不足,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。
   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,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,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。明君唐太宗,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。这种改造与被改造,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。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,自然就和怀有“内圣外王”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。这种结合,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。[50]
   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,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。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,将他纳入“内圣外王”的正确轨道,所以频繁进谏。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,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,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:奖赏过谏臣之后,想去游猎仍然会去;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。所以,改造唐太宗的活动,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,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。
    贞观八年,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:“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,耗费民力;收取地租,则过分征敛;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,也是向宫里学的。”太宗听后大怒:“这个皇甫德参,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,一斗地租都不收取,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,他才满意?”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“田舍汉”,自然更有名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,他直言不讳地说道:“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。虽然还勉强接受,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。”同样是在这段时间,魏征开始以自己的“目疾”为借口,屡屡“求为散官”。
    贞观十三年(639年),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,后人题为《十渐不克终疏》,其中说道:“顷年以来,意在奢纵,忽忘卑俭,轻用人力。”“顷年以来,疲于徭役,关中之人,劳弊尤甚。”还揭露唐太宗说过“百姓无事则骄逸,劳役则易使”。在用人方面,“近岁以来,由心好恶,或众善举而用之,或一人毁而弃之;或积年任而信之,或一朝疑而远之……”
   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,魏征之后,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。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,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:“顷年以来,力役兼总,东有辽海之军,西有昆丘之役,士马疲于甲胄,舟车倦于转输”等等。这些批评的存在,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。